啪啪啪不想戴套？再见！

　　性生活和避孕这两个事儿吧，一般都觉得也就是家庭成员加加减减的问题。

　　然而，也不乏有人认为，这其中隐含着关于“性别平等与权利”的深意。

　　瞅瞅这个思想觉悟，同样看个避孕套，有些人只想着开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其实就在努力地提倡性别平等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期间发生了两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一个是于1994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会议提出，“避孕”不仅仅是计划生育的一部分，更可以联系到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

　　二是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主题为“为平等、发展与和平而行动”。这是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为提高女性地位制定了战略目标，最重要的是，强调了有关女性健康的决定性因素。

　　这两个全球性事件认为，性别平等和生殖健康与权利是有关系的，希望借后者消除社会上存在的性别歧视。

　　嗯，然而现在来看，他们的进展不算顺利。婚内强迫发生关系、男方拒绝带套之类的事情可一堆一堆的。

　　很多女性不想怀孕却没避孕

　　有研究人员认为，了解避孕措施使用的趋势对于实现性别平等、保障生育权利等目标非常重要，而2020年是关键的一年。

　　他们使用来自74个国家和国际调查的数据来分析各国性生活状况、避孕需求和避孕措施采取情况随时间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各国社会因素和性生活方式联系起来。

　　然后，他们对这些数据又进一步进行了筛选和分组。

　　除了从数据库中抽取男性和女性的性健康状况，还获得了各国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指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性别发展指数、性别不平等指数、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受教育年限。

　　研究人员先将女性调查样本分为六类：

　　(1) 从未发生过性行为；

　　(2) 在过去12个月内有过性行为；

　　(3) 在过去12个月内有过性行为，目前已经怀孕；

　　(4) 在过去12个月内有过性行为，并希望有一个孩子；

　　(5) 在过去12个月内有过性行为，不想怀孕，正在采取避孕措施；

　　(6) 在过去12个月内有过性行为，不想怀孕，没有采取避孕措施。

　　其中，不想怀孕定义为：在调查后一年内不想要孩子。

　　避孕措施则包括：绝育手术、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注射剂、皮下植入物、避孕套、避孕凝胶、节育环、宫颈帽和避孕海绵等。

　　研究人员还确定了三个关键的转变指标：首次性行为、首次同居或结婚、首次生育。

　　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因为它标志着女性的身体状况开始与性生活有所关联，比如意外怀孕和性疾病的传播感染。

　　他们总结了每次调查中的每一项指标。

　　除非另有说明，这份评估适用于所有15-49岁的女性。

　　此外，也评估了15-49岁的男性群体中首次性行为和首次同居或结婚的年龄，以及在过去一年中发生性行为和有多个伴侣的比例。

　　根据其中64个国家的数据计算，人们一般首次性行为年龄介于15-24岁，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国家（如古巴、哥伦比亚）降低了，有些国家（如乌干达、喀麦隆）升高了。

　　首次同居或结婚的年龄介于15-31岁，大多数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高。

　　首次生育的年龄介于18-31岁，大多数国家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高。

　　调查中发现，在相当一部分国家中，首次生育年龄是大于首次结婚或同居年龄的。

　　由于首次性行为和首次同居或结婚的年龄发生了变化，许多国家的结婚或同居前性生活活跃时期渐渐扩大了，从而也改变了有避孕需求的年龄范围。

　　而女性的避孕需求得到满足的比例受她们是否有性生活和是否希望怀孕的影响。

　　这些比例在61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变化。

　　图2：过去一年里有过性生活的人在所有女性中所占的比例。

　　（右下四个指标依次为：不想怀孕并避孕、想怀孕、已孕、不想怀孕但未避孕）

　　在其中34个国家中，性生活活跃、有避孕需求但没采取避孕措施的女性比例有所下降（图2A）。

　　在14个国家中，性生活活跃、有避孕需求但没采取避孕措施的女性比例有所增加（图2B）。

　　在13个国家中，性行为活跃、有避孕需求但没采取避孕措施的女性比例没有随时间的推移发生总体变化（图2C）。

　　其它国家还有许多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变化。

　　总之，随着一些国家性别歧视的减少，以及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女性的避孕需求越来越多，其中使用避孕措施的人也有所增加。

　　避孕=权利=男女平等？

　　此次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间里，人们的性启蒙、同居或婚姻关系的转变以及首次为人父母的年龄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大多数国家，性生活活跃的女性比例随时间而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年轻女性。

　　同样，避孕的需求和采取措施方面的变化也不仅仅出现在年轻女性中，这无疑反映了每个国家在推迟和限制生育方面的不同偏好。

　　从国家层面来说，结合性行为所包含的各类变量和社会结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可以解释各国在满足避孕需求方面的许多差异。

　　这也为研究人员的假设提供了支持，即避孕需求和避孕措施的使用是与社会背景相结合的，不应该孤立地考虑。

　　调查结果还体现出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避孕措施的使用可能赶不上由性生活和生育意愿的变化引起的需求。

　　就比如国内，我们都知道目前社会中的单身女性越来越多，但仍有性需求，而有家庭的女性也普遍只想要一个小家庭，甚至打算成为“丁克”，以及由于工作等种种原因希望推迟生育……这一系列社会因素都使得避孕需求急速上升。

　　而社会上不免就会出现“你现在应该结婚了”、“你该要孩子了”的声音。

　　而此时，避孕就不仅仅是个人性生活问题了，而成为了一种“选择权”。

　　有证据表明，从国家层面上来说，两性平等、教育和满足避孕需求之间存在着联系。

　　也就是说，性别平等可能会通过女性的生育意愿以及是否能够选择使用避孕措施来体现。

　　对性生活频率、避孕需求和避孕措施使用三个情况进行分析的结果十分多样，不同国家处理和实现其目标的方式显然有相当大的差异。

　　但整个调查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缺乏关于堕胎和堕胎后护理的全球数据，这可能算是一个大缺口，使得此次对避孕需求的满足程度的评估并不算太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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